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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9月11日星期二

孔誥烽﹕香港社會的變 與民主派的不變

【明報專訊】文章發表時,立法會選舉已經結束。這次選舉中激進派氣勢大漲,人民力量幾乎全無從政經驗的3位30多歲新人表現凌厲,竟能逼迫到傳統民主派大黨「全線告急」,連黨主席也要向選民為當日棄公投而與中共密室談判、支持政改方案而道歉。就算這幾位新人沒當選,其表現已令很多人跌碎眼鏡,雖敗猶榮。

同時反國教科運動,由幾位甘願為後輩、為香港未來而絕食的中學生激發而轉變成全民運動,令政府總部變成港版解放廣場。成年人、老社運、民主派大政黨被中學生領導的情勢,可謂前無古人。

反常保守社會的常態化

這幾年香港本地抗爭激化和廣化,傳統民主派政黨已經跟不上。這是我們這些30多歲的香港人在年少時怎樣也想像不到的。20多年前,本土社會科學翹楚劉兆佳教授和關信基教授,出版了經典著作《香港華人之氣質》(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,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年)。他們通過問卷調查數據,指出以逃避中國戰亂和政治運動遷居來港移民為主體的香港人,顯露出一種保守和反政治性格,遇到問題,便會傾向依靠家庭網絡解決,而鮮有透過公民組織和集體行動向政府爭取。劉、關稱這種性格取向為「功利家庭主義」(utilitarian familism)。

這本書在1990年代不斷受到新一代學者批評(利益申報:我也是其中一分子)。批評者認為,他們有關香港人政治冷漠的觀察,並不準確,而且有意無意將保守勢力反對香港民主化的立場合理化。但無論如何,書中提出的「香港人政治冷漠和保守」論調,影響深遠。20年來,就算連搞民主運動的老手,也多數抱有這個假設,在動員群眾時,小心翼翼,提防長毛和大學生在隊伍中做出「過激」行為,比提防政府打壓還更用心。

其實很多當年批評該書的朋友,都忽略了書中一個不起眼但很重要的觀點。劉、關指出,戰後遷移來港的移民,本來就是以腳投票,離棄了共產主義與政治運動的一群人。他們特別珍惜香港的穩定環境,不願見到既有秩序受到衝擊,十分自然。所以,他們可能是整個中國人口中最保守的一個「自選樣本」(self-selected sample)。

傳統民主派仍保守

哪裏有壓迫,哪裏便有反抗,這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常理。香港人的保守氣質,是偏離正道的一個例外。但劉、關在書中沒有明言卻暗示,香港人的保守性格,其實並不會長期存在。當南來避秦的一代香港人漸被土生土長的第一代、第二代取代之後,這種性格便會慢慢消退,到時香港人的氣質,便應會與其他現代社會的公民氣質趨同。

民主派人士一路走來,一直強調搞民主運動要和平理性、不要脫離群眾,言下之意是說在推動改變時,也要顧及香港人不想改變的保守性格。所以一直以來,他們都注重一些不可能有任何實效的象徵性行動,如踏單車放風箏爭普選,再激一點還有推跌巨型紙骨牌。他們對於通過增加統治者管治成本,迫使其妥協和改變現狀的有效抗爭,例如以拉布癱瘓政府,則永遠是避之則吉。現在香港社會已經不再保守,開始要求打真軍、真正能打破現狀的抗爭。傳統民主派作勢要求改變現狀卻害怕真正改變現狀的氣質,漸漸與社會的期待脫節,他們在選舉時自然愈來愈吃力,除了「告急」和呼籲選民念舊之外,已無什麼牌可打。

今天在香港媒體和學者口中的「激進」政黨發動的「激進」行為,如拉布和公投,其實只是世界各地議會政治的常態。這些「激進」行動在香港受到愈來愈多支持,只是香港從一個不正常的保守社會常態化的一個體現而已。

當然,傳統民主派還可以說,雖然香港社會已經不再保守,但若香港民主運動不乖乖順順的,北京便會鎮壓,將香港完全大陸化,到時連僅有的空間也沒了。但問題是不管中共有多渴望全面鎮壓香港,它也知道香港不能完全大陸化,因為這對中國整體發展有害。香港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特有角色,令北京對港進退維谷,無法完全控制香港局面。

中共的兩難 香港的生機

中共建政以來,一直依賴香港作為一個接連大陸卻與大陸區隔的離岸城邦特性,來解決其每個發展階段遇到的矛盾。這些矛盾,包括中國在毛時代要實行自力更生但又需要輸入戰略物資、技術和外匯的矛盾;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要大舉引入外資但又害怕全面開放的矛盾;今天中國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、但又不願意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和放鬆黨國對金融業控制的矛盾。

上面最後一個矛盾,導致北京要將香港發展成人民幣離岸國際交易中心的佈局。香港能夠發揮這個功能,全靠國際投資者對香港資訊自由和司法獨立的信心,和外國政府對來自香港貨物與資金優於大陸的待遇。香港與大陸的區隔,對大陸新興權貴階級來說,更是可貴。這些權貴的財產在國內欠保障,轉移到西方國家又較麻煩,香港於是成為他們的藏寶地或資產轉移中轉站(據Bloomberg報道,連習近平家族也在香港藏有龐大資產)。貿然鎮壓香港,破壞香港的自由法制,令香港政局動盪、金融房產市場不穩,並非這些在香港藏了寶的權貴的利益所在。

香港自治對中國經濟與權貴的特殊作用,使北京在試圖摧眦香港的自由法制時,表面兇狠,內裏卻投鼠忌器。2003年北京在巨大民意壓力下擱置23條立法,至今不敢再提,便是一例。2010年北京在公投派步步進逼下向民主黨做出一點讓步,則是另一例。北京對香港愈來愈不放心,逼迫其民間社會的衝動愈來愈大,但其理性卻不斷提醒它不能去得太盡。這個兩難,為反對力量的壯大和激化,提供了誘因與空間。

北京的兩難和香港社會氣質的變化,乃是令香港抗爭不斷升溫的大小氣候。在這個關鍵時刻,香港最需要的,便是能智勇雙全地將這些抗爭集結、導引為推動香港實現真普選、真自治的巨大能量。但偏偏傳統民主派卻老態畢露,仍然活在《香港華人之氣質》出版時的1980年代,無法擔當這個重任。香港民主運動內部,已經到了應該改朝換代的時候了。

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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